答辩·《中国历史中的马尔代夫》｜郑和以后，我们为何与印度洋渐行渐远？

【按】“答辩”是一个围绕文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人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文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文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邀请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杨斌与两位年轻学人一同讨论其新著《被遗忘的发现：中国历史中的马尔代夫》（Discovered but Forgotten: The Maldives in Chinese History, 1100–1620，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24年）。本文为评论文章之一，作者沈佳颖系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博士、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史和海洋史。

《被遗忘的发现：中国历史中的马尔代夫》（Discovered but Forgotten: The Maldives in Chinese History, 1100–1620，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24年）

本书是香港城市大学杨斌教授的新著。作者近年来著述颇丰，不仅有全球史方向的新作《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以及《全球史的九炷香:哪吒、龙涎香与坦博拉》，还跨界到文学领域出版了《谁是那个弱女子：郁达夫的爱恨离愁》一书。本书承续了作者多年的历史研究兴趣，并为中国史、海洋史和全球史提供了新的史料与视角。在本篇书评中，笔者将首先分析本书对海洋史研究的贡献，继而概述各章内容和研究方法，最后提出两个问题，望方家指教。

经过数代学者的耕耘，如今的海洋史领域已是颇具规模。在众多研究方法之中，最为经典的范式莫过于以海洋为媒介，探究不同地域之间的历史联系。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问世以来，学者们突破国别史的界限，研究海洋如何让跨区域交流成为可能，并阐释这些交流在全球史中的重要性。有些学者关注某个特定主题，比如奴隶贸易、白银贸易或者朝贡体系对某一区域乃至世界的影响。还有学者聚焦于某些特定地区，比如东亚和东非的海上交流，或者琉球群岛在大航海时代中的地位和影响。

本书主要采取了第二种方式，着重于中国和马尔代夫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作者基于自己过去的研究成果，对海贝、香料和海风等多个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提到，本书有“一石三鸟”之图。首先，本书为马尔代夫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其次，它探讨了马尔代夫在中国历史中的独特角色。最后，作者通过梳理中国与马尔代夫之间的历史互动，展现了印度洋地区在中国海洋活动以及知识生产中的地位变迁。本书的研究时间范围是12世纪到17世纪初期。靖康之变后，失去了中原地区的南宋朝廷大力发展海洋贸易，中国与印度洋地区之间的往来开始变得频繁。然而，郑和下西洋之后，明朝政府逐渐转向保守的海禁政策，印度洋地区也慢慢淡出了中国文人的视野。到了1617年，张燮的《东西洋考》中几乎找不到关于印度洋地区的信息，这标志着马尔代夫乃至整个印度洋地区逐渐从中国文人的世界观中消失，他们与中国在历史上的来往也逐渐被人们遗忘。

本书有几处值得注意的创新点。正如作者所言，虽然学界普遍认可马尔代夫在印度洋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但中文史料以及马尔代夫与中国的历史联系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因此，本书梳理了大量被马尔代夫研究者忽视的中文文献，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元代商人汪大渊（约1311-?）的《岛夷志略》与明代航海家马欢的《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此外，作者还广泛征引了考古发掘资料，如泉州湾及中国南海水域发现的南宋沉船遗址。在使用中国方面史料的同时，作者还将它们与外文文献进行比对，这使得研究更为严谨，也阐释了当时中西方社会文化的背景差异。通过利用多语言、多类型的史料，本书体现了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也展现出作者为该书所倾注的大量精力与心血。

作者对汪大渊的研究值得关注。根据作者的考证，汪大渊于1330年至1331年间访问过马尔代夫，是有文献记载的最早到访此地的中国人。除此之外，他还去过印度、东南亚和东非。然而，尽管汪大渊的游历范围极其广泛，他在英文史学界的知名度却相当有限。在谈论十四世纪前后的旅行家时，西方学者通常会关注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和摩洛哥学者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1304-1368/1369）。学生们在课堂上读到的也大多是这两位旅行家的游记节选。相比之下，与他们同时代的中国旅行家汪大渊却几乎被完全忽视。如果未来有学者能把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翻译成外文并加以推广，那么这本书将有助于提醒海外史学界：蒙古帝国时期不仅有基督教和穆斯林旅行者向东前往中国，也有中国的旅行者向西远行至非洲。

除了汪大渊之外，本书还揭示了一个海洋史学者较少关注的现象。在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对海洋世界的认知经历了一次显著的收缩，视野从印度洋退回到东南亚地区。直到鸦片战争后的“开眼看世界”，中国人才再次“发现”了马尔代夫，重燃对印度洋地区的兴趣。这一世界观的“萎缩”值得细究。2008年，历史学家Robert Batchelor在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偶尔发现了英国学者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在1659年捐赠的一张中文海图（图1）。该图以南中国海为中心，涵括中南半岛以及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地区，展现了十七世纪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紧密联系。受到塞尔登地图的启发，近年来许多学者也发表了相关成果，大多强调了这幅地图的涵盖地域之广，以及当时围绕中国的跨国贸易网络之大。

图1 塞尔登地图/明代东西洋航海图，17世纪，博德利图书馆 （https://seldenmap.bodleian.ox.ac.uk/）

然而，正如作者所言，如果将宋元明时期中国旅行者在印度洋的航海经历考虑在内，塞尔登地图所展现的并非当时中国航海者的活动范围之广，而是其显著收缩。在这张地图中，最西端止于中南半岛，印度洋几乎毫无踪影。自郑和下西洋之后，印度洋逐渐从中国人的视野中淡出。因此，本书通过对宋、元、明三个朝代的长时段历史研究，揭示了明帝国海洋视野的缩小，为海洋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共17章。第一部分“舞台”（Stage）介绍了14世纪前后中国与印度洋地区之间的贸易、航海和交流情况。在第一章的导言之后，第二章《从刺桐港起航》（From Zaitun）基于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的记录，展现出泉州（刺桐港）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和旅行者。这些外国人的到来“鼓励、引导并支持”了中国船只从12世纪开始前往印度洋。第三章《驶向印度洋》（Sailing to the Indian Ocean）探讨了当时中国商船的航海技术、造船工艺、人员组织以及船员生活。除了引用文献资料外，作者还借助“南海1号”沉船等考古发现来丰富内容。此外，作者还提到印度南端的纳加帕蒂南（Nagapattinam）曾有中国宝塔，可惜这座塔未能保存至今，只留下了一些遗迹。

第二部分“目的地”（A Destination）详细介绍了马尔代夫的历史地理。第4章《谁来过马尔代夫》（Who Once Landed in the Maldives）列举了不同时期到访马尔代夫的外国旅行者，介绍了马尔代夫研究相关的中外文献。第5章《环礁之国》（The Kingdom of Atolls）探讨了马尔代夫的地理环境以及它在中国的名称演变。相比马尔代夫的岛屿数量，中国人似乎更为关注这些岛屿的地理特征。汪大渊曾称马尔代夫为“北溜”，后来的中国学者沿用了这一命名方式，用“溜”来指代马尔代夫的各个地区。据作者考证，“溜”指的是被海潮环绕的岛屿，“北溜”指马尔代夫北部暗潮汹涌的危险海域，而“南溜”则指雨水充沛、海潮平缓的马尔代夫南部。此外，一些中国学者将中国的地理知识体系应用到印度洋地区，把马尔代夫的海潮称为“弱水”，即难以渡过的河流。作者认为，尽管存在些许错误，但中国文献在总体上提供了许多关于马尔代夫地理特征的准确信息。

第6章《季风与海潮》（Monsoons and Currents）讲述了与航海密切相关的自然环境。其中提到，马尔代夫的苏丹Ibrahim二世曾因海面无风无法出航，不幸在港口被海盗杀害。第7章《在天子和苏丹之间》（Between the Son of Heaven and the Sultan）介绍了明朝政府与马尔代夫苏丹的外交关系。在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期间，明朝舰队到访马尔代夫，当地苏丹于1416年、1421年和1423年三次遣使朝贡。马尔代夫的考古发现中也出土了中国明代和元代的瓷器碎片，证明了当时两国之间的朝贡和贸易往来。然而，在郑和的最后一次航行中，马尔代夫苏丹没有遣使朝贡，作者认为这可能与当时马尔代夫内部的动荡政局有关。郑和下西洋后，明朝舰队不再驶向印度洋，马尔代夫与中国之间的联系也随之中断。

第三部分“货物”（Cargo）聚焦于马尔代夫的特产和商品。第8章《马尔代夫的树》（The Trees of the Maldives）主要介绍了当地的椰子树，其果实既可以食用，也可以入药。第9章《无钉之船》（Ships Without Nails）探讨了马尔代夫独特的造船技术。当地人利用椰子树和椰壳制成的绳子，无需一根钉子就能建造船只。作者还提到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黑石号沉船（Belitung ship），这艘9世纪的商船曾往来于中国和阿拉伯半岛之间，与马尔代夫的船只一样，它也没有使用钉子，而是用椰壳绳联结船体。第10章《海贝》（Cowrie Shells）分析了马尔代夫和印度洋地区的海贝如何进入古代中国，成为流通的货币或财富的象征。尽管司马迁等史家认为商周时期用作货币的海贝来自东南亚，但作者经过考证发现，这些海贝更可能来自印度洋，并通过中亚传入中国北方。即使在中原王朝改用其他货币之后，海贝仍在中国的朝贡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

第11章《鱼干、谷物和手帕》（Dried Fish, Grains, and Handkerchiefs）介绍了马尔代夫的日常生活和生计方式，包括捕鱼、农业和养殖业。虽然一些中国文献记载马尔代夫缺乏谷物和食物，但许多外文文献显示当地物产丰富，不仅有水果和种植业，还养殖牛羊和鸡鸭。此外，当地人还以生产精致的手帕闻名。第12章《龙涎》（Dragon’s Spittle）探讨了马尔代夫及印度洋地区的特产龙涎香。中国自古有使用香料的传统，龙涎香在宋代开始流行。然而，郑和下西洋后，明朝政府暂停远洋航行，收紧海外贸易，导致龙涎香自15世纪中期不再流入中国。这一度让痴迷于炼丹求仙的嘉靖皇帝十分苦恼，因为他炼制的“金丹”需要龙涎香。而葡萄牙商人抓住这一机会，以提供龙涎香为条件，向明朝政府“借”澳门岛，名义上是停泊，实则是殖民的开端。第13章《降真香与乳香》（Laka Wood and Frankincense）介绍了另外两种香料。虽然马尔代夫也出产降真香和乳香，但并非其主要产地。在中国与印度洋地区的直接来往中断后，龙涎香在中国几乎绝迹，而降真香和乳香则多从东南亚获取。

第四部分“回忆”（Reminiscences）探讨了马尔代夫如何逐渐从中国的视野中消失。第14章《佛教遗迹》（A Ruined Buddhist Past）介绍了马尔代夫在伊斯兰化之前的佛教历史。到20世纪80年代，学界通过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证实，马尔代夫曾有一个繁荣的佛教社会。然而，当汪大渊和伊本·白图泰在14世纪到访时，马尔代夫已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伊斯兰国家。第15章《港口婚姻》（Port Marriage）聚焦于马尔代夫的女性。尽管马尔代夫信奉伊斯兰教，但在14世纪时当地仍有女王传统，这一现象引起了西方旅行者的注意。有趣的是，中文史料并未提及女王的存在，根据作者推测，这可能是因为中国旅行者到访时并未遇到女王在位，或者是因为受程朱理学影响，选择性地忽视了这种不符合“正统”的习俗。此外，作者还提到当时在亚洲沿海港口常见的“契约婚姻”。外国旅行者可以在港口与当地女性建立暂时的婚姻关系。例如，伊本·白图泰在马尔代夫的18个月里共娶了4位当地妻子，但他离开时，只有其中一位愿意随行，而她最终也选择离开白图泰。作者指出，这种港口婚姻在当时的亚洲海岸非常普遍，甚至在中国港口里也存在。这种婚姻通常是互惠的：男方在陌生的异国港口可以得到照顾，并通过妻子获取当地资源；女方则能获得男方提供的物质和经济支持。

第16章《真正的演义》（A True Romance）聚焦于明朝万历年间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这部小说由郑和下西洋的史实改编，是明清时期少数提及马尔代夫和印度洋世界的文本之一。尽管书中充满了夸张和虚构，但它仍然为研究郑和下西洋、印度洋以及马尔代夫提供了宝贵的历史信息。第17章《回响：“中国鸟”》（An Echo: The “China Bird”）讲述了郑和下西洋后，虽然中华帝国与马尔代夫再无直接往来，但中国在当地的影响依然存在。1605年左右，在马尔代夫出现了一只巨鸟，有人猜测它来自遥远的中国。尽管这种说法毫无根据，但它反映了当地人对中国仍有印象。与此同时，由于与印度洋世界几乎断绝联系，明清政府和学者也逐渐遗忘了马尔代夫。尽管有极少数清朝人曾造访印度洋，但马尔代夫并未引起他们的注意。例如，曾在欧洲商船工作的谢清高向杨炳南口述《海录》时，虽然提到了印度洋，却完全没有提及马尔代夫。

总体而言，本书通过丰富的多语言文献和考古资料，以马尔代夫为切入点，全面展现了中华帝国与印度洋地区的历史交往与联系。从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开始，许多中国商人和旅行者前往印度洋地区，其中如汪大渊等人到访马尔代夫，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记录。到了明代，郑和的远航促使马尔代夫国王遣使朝贡，这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然而，郑和之后，中华帝国的海洋活动范围从印度洋逐渐收缩至东南亚地区。尽管马尔代夫人仍然保留着对中国的印象，但明清时期的中国文人逐渐忘却马尔代夫，在地图和文献中很少提及此地。就这样，马尔代夫逐渐被中华帝国“遗忘”。

最后，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有两个问题希望与作者探讨。首先是关于学术史的问题。本书的主要贡献之一，便是强调了长期以来被学界忽视的中国与印度洋地区的历史关系。笔者想要进一步请教的是，通过研究印度洋地区与中国的历史往来，能够为中国海洋史乃至全球海洋史的研究带来哪些新的启发？

第二个问题涉及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本书通过分析龙涎香、海贝等商品，揭示了马尔代夫和印度洋地区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笔者好奇的是，中国在印度洋历史中是否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例如，在宋元时期和郑和下西洋期间，来自中国的商品或旅行者是否也对印度洋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